改革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之一，无论做任何决策都会惹到既有利益，而一旦利益被触动，人人都不会痛快，哪怕是所有人都认为正确的事，也是一样的。
举一个例子，现在的杭州以风景优美著称，但是在20多年前，杭州市区内违建肆无忌惮，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，几乎想盖就盖，很多临时的工棚也转为了店面，公园、人行道被占，市政设施被挤压，整个城市乱糟糟的。
当时还是代市长的仇保兴决定必须把违建都拆掉，那时候杭州市区一年新增的违法建筑高达200多万平方米，很多违法建筑已经成了气候。比如拆的第一座违法建筑就是某机关违建的三星级酒店，当时这个酒店省委书记办公会议要求拆都没能拆掉，哪里看得上区区一个代市长。
但仇保兴意志很坚定，真的按照通知的时间动手了，于是上面一边拆，下面一边往外搬东西，就这样硬生生启动了全城的大拆违，这其中的利益冲突可想而知。
仇保兴毕业于杭州大学，毕业后在杭州大学任教3年，后来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，在浙江大学有很多仇保兴的故交同事。在仇保兴刚开始拆违的时候，浙江大学的老朋友们非常支持他，但等到浙江大学开始拆除这些老朋友们的校内违法建筑时，很多人开始咒骂仇保兴，把仇保兴的大拆违跟日本鬼子的“三光”政策等同。
支持的人和咒骂的人都是同一拨人，态度的转变无非是刀子割在了自己身上。
很多事都是一样的，比如昨天谈公务员大降薪，文章上午被删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内容很简单，概括起来就三句话：公务员降薪是事实，还要继续降；公务员也是老百姓，不可能独善其身；即使降薪，公务员仍然是普通人最不坏的就业选择。
就拿公务员来说，成为公务员前不少人说着公务员光拿钱不干活、应该降薪，一旦成了公务员，转头就开始论证公务员的收入不高，不仅不应该降还应该涨；又或者老人说新人，新人说老人，天底下没有新鲜事。
往大里说也一样，比如美国，以前占优势的时候天天喊全球化、自由贸易、抵制贸易保护，现在没优势了，态度180度逆转，刚刚又挥起GPU大棒，命令芯片厂商NVIDIA停止向中国销售部分高性能GPU，目标直指中国超算和数据中心，而这已经是第四次了。英伟达：将有约4亿美元的对华销售额可能会受到新许可要求的影响
不过不必太紧张，现在不过是最困难的时期，挺过去就好了。中国的企业已经有能力替代这些高性能GPU，比如壁仞科技的BR100系列,集成了多达770亿晶体管，在核心性能上已经与本次被限制的NVIDIA的H100和A100在一个水平上，甚至实现了更高的计算能力和更低的功耗。改革与中美之间的博弈也有些类似，只要方向是正确的，弄不死我们的，只会让我们更加强大。
不要小瞧触动利益，更不要因为中国过去的改革似乎比较顺利就小瞧改革的难度，有些事如果不提前准备，事到临头神仙也救不回来。
有不少人把苏联的解体怪罪于戈尔巴乔夫，这真太高看他了。苏联的解体的病根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注定了，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，苏联内部各个成员国已经离心，苏联又是一贯的老人政治，戈尔巴乔夫54岁成为总书记，上面一堆老人根本不听他的话，还有很多人拆台，换一堆人也不管用。
相比政治方面的问题，最严峻的还是民生和财政问题，这两个永远是一个国家稳定的根本。
看看中国历朝历代，王朝的瓦解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大问题，而苏联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，虽然苏联长期作为世界一极，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也算是中等水平，但是要看跟谁比。
苏联总人口不到3亿人，而对垒的西方拥有几倍的人口，这就决定了西方能够拥有更加强大的经济活力和工业实力，综合科研能力也明显超越苏联，更加危险的是，苏联与中国交恶，中国选择靠近美国，更拉大了苏联和西方的实力差距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低于西方，再加上从斯大林时代开始，苏联权贵阶层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，大量的财富向少数人聚集，苏联落后的轻工业导致苏联一直无法摆脱物资短缺的困扰。
在巨大的对比下，苏联人又如何能保持内心平和？就像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次出国，到了资本主义世界，一下子内心信仰就崩溃了，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，其影响持续至今。
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外交事件，1963年中国油压行业代表团应邀访日，当时44岁的周鸿庆作为翻译，在回国前的欢送晚宴上，酒过三巡的周鸿庆语出惊人，公开表露对日本繁华的向往以及对中国艰苦生活的不满。
回到下榻酒店后，周鸿庆担心回国后会受到处分，趁着室友入睡，溜出了酒店，乘出租车前往台湾驻日“使馆”，但因司机失误，他被送到了苏联驻日使馆，引发了一场席卷中、美、苏、日、台5方的大事故，仅日本方面就对这一事件整理成了多达9册的文件，可见在这一事件对日本政府及其对外关系引起的震动之大。
周鸿庆也险些成为被蒋介石利用的工具，好在周鸿庆最终幡然醒悟，不惜绝食明志，最终回国，后来一直在某大学活到90多岁。
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改革开放，必须要发展生产力，必须先把蛋糕做大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民生、财政的压力，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，很多事就不好说了。
直到2017年十九大之前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”，可见满足民生的重要性。
改革、民生、财政，这三个都是一国的关键，世界是动态发展的，妥善解决民生和财政问题，需要不断地调整社会的体制机制，不断打破梗阻，让生产力发展变得更加顺畅，而不可避免的就要调整利益，身在改革之中，谁又能准确判断，哪些利益是应该被打掉的、哪些又是应该被建立的？
2020年10月29日，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二次全会上，总书记有一个重要讲话，专门提到：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，是一个重大问题。
战略机遇期最初指的是本世纪头20年，当时我们是顺势而上、大环境相对平稳、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、中国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，因此战略机遇比较好把握。
但是从2020年开始，进入新的20年，世界形势更加动荡复杂，中国发展水平提高了，与其他国家的竞争性就更多了，我们未来面临的暗礁和潜流就更多了，也要从过去的顺势而上变成顶风而上。
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，中国的改革大踏步前进，打破了很多长期以来的顽固利益。
比如打破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垄断，将互联网纳入新的轨道；比如主动戳破房地产泡沫，改变几十年来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；又比如对一系列文化娱乐产业动刀，打击越来越嚣张的电子诈骗和虚拟币炒作；又比如推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提出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，调整贫富差距，促进社会公平。
在对内改革的同时，还将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写入党的大会报告，今年8月政治局会也明确提出了“继续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对未来全球秩序提出中国方案，这何尝不是从底层动了整个西方的蛋糕。
或许我们可以从仇保兴拆违建上获得一些经验，那就是走“人民战争”的路线，相信、发动人民群众。
一是把过去偷偷摸摸拆违，变成提前公示、大张旗鼓，还设立了举报电话。
正当光明干事，跟偷偷摸摸是不一样的，人民群众看的很清楚，说拆就拆了，也就知道政府是动真格的，一旦有违建被拆除了，被拆的人哪里愿意看到自己利益受损，别人照样违建，于是举报越来越多，本来个个反对拆自己的违建，到后来雪球滚起来了，拆的越多，支持拆违的同盟就越多。
到后来拆违就成了任何人都停不下来的群众运动，很快杭州违建就被清理一空，也形成了杭州持续至今的拆违高压传统。
二是改市长专线电话为市长公开电话，简化为好听好记的“12345”。
过去很多城市都有市长专线电话，但是非常难记，1999年就在仇保兴筹备大拆违的时候，他觉得需要让群众更容易反映问题，于是经过多轮商议，最终请示到国家信息产业部，最终同意杭州可以选用“123**”的号码，也就有了那句“12345，有事找政府”的口号。
开通之后，每日拨打电话暴增几十倍，解决了反映问题难之后，还从全市各部门抽调人员，尤其是要求所有后备干部都要去“12345”直接为群众排忧解难，这些后备干部不仅能现场清楚回答群众诉求，还有权力调度相关部门和资源解决问题，于是“12345”的牌子就打出来了。
从这两个措施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经验，核心当然是相信群众、发动群众。动利益蛋糕的最好办法就是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上，以大多数群众对少数人施压。
而想要实现这一点，决策者就必须明白老百姓的真实诉求，把握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、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等复杂关系，才能做好决策，这对于决策者的能力和素养要求极高。
而在执行中，透明、公开、有规矩格外重要，很多看上去无法触动的利益，一旦被放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被聚光灯打上去，其实也没那么无法撼动。现在正有两支队伍在全国开展工作，红脸白脸、萝卜大棒一起上。一支是以各部委正部长带队的“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”，不同部委的部长来到不同的省份，带去了针对性的政策，解决各省当前的突出问题；另一支是由副部长带队的“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”的各个督查组，专注于整顿地方出现的将压力转移普通老百姓身上的问题。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要确保中央的政策得到正确的执行，在重重压力下，有些顽固的利益也就更容易被打破了。